流浪欧洲：我们学会了身无分文地活下去
到达欧洲。在卢森堡的第一个晚上，我们睡在野营地。我们三个挤进一个帐篷，躺在各自的睡袋里，对明天等待着我们的新体验充满期待。最终，公鸡的鸣叫唤起了黎明。盖瑞和我从帐篷跳入早晨清新的空气里，舒展身体，品味着我们的好运，尽情享受常青藤和树上盛开鲜花的芳香。
突然，一声尖叫传了出来。“不！天哪！不。”弗兰克从帐篷里冲了出来，面色灰白、表情痛苦。“我被抢了。所有钱都没了。”盖瑞和我争先恐后地跑回帐篷，到处搜寻。弗兰克已经放弃了。“我已经找过了，一点儿用也没有。”
盖瑞把手放在弗兰克肩膀上，轻声说：“没关系，兄弟，我们会照顾你。”
“我们的就是你的，弗兰克。”我劝慰他，“我们不需要钱，我们有彼此作伴。”
弗兰克把头垂下，前后摇晃着，宣布他不可能用剩下的钱维持旅行，他要回家——立即就走。“你们一起回吗？”
我自己有不到二十美元。但当盖瑞的眼睛遇上我的眼睛，我无声地传递了要留下的决定。他同意，我们和只在欧洲停留了一晚的弗兰克告别，一次充满伤感的分手。当弗兰克把背包压上肩头，向安全的家一步步走回时，盖瑞和我则踏入了等待着我们的神秘命运。
那天晚些时候，我找到一条小溪，坐在一旁。高高的树在风中翩翩起舞，水轻松地流淌着。随着弗兰克的离去，我基本算得上一无所有了。但奇怪的是，我感到自由。
很快，盖瑞和我被一些来自荷兰的嬉皮士邀请去吃早饭。在和我们一起分享了他们的麦片早餐后，科斯摩斯（Kosmos）和霍赫（Chooch）让我们搭车来到荷兰。接下来，我们开始乘着他们的大众汽车在比利时和荷兰的农村巡游，从敞开的车窗望去，是种植着成百上千郁金香的广袤土地，红色、黄色、白色、粉色、紫色的郁金香工工整整地排列着，在阳光的爱抚下盛情怒放，与之相随的，是录音机里低沉的多诺万（Donovan）、披头士（Beatles）、滚石。
我们在一个新朋友位于阿巴考德（Abcoude）风光如画的家里稍作停留后，就来到了阿姆斯特丹，在那儿我们被带到一座废弃的仓库，里面有几十个嬉皮士，散乱地躺在地上，随意地吸着大麻。老鼠四处穿行。一个邋里邋遢的乐队在一个由临时搭在牛奶箱上的腐烂胶合板做成的舞台上演奏。
霍赫手持大麻烟枪，咧嘴笑笑，迸出一句：“我可能会在去海德爱施布瑞（Haight-Ashbury）朝圣时见到你们俩，那儿是嬉皮士的麦加。之后他挥手道别，消失在烟雾中。
在那之后的几天，盖瑞和我真正学会了身无分文地活下去。我们在清晨花上几分钱买一条新鲜出炉的面包。在一棵树下，把它一分为二，分享后用来维持一天所需。而这样的半个干面包在日后就成为了我们无论旅行到哪儿的日常饮食。在特别的情况下，我们也能努力争取到一大块儿奶酪。通常我们或者作为客人睡在刚刚结识的人家，或者睡在树下、废弃的建筑里、公共场所。我们用手头的一点点钱尽量维持多些日子。
欧洲的反主流文化以阿姆斯特丹为中心。丹姆广场（Damsquare）是交际的中心。成百上千的求道之士聚集在诸如帆塔索（Fantasio）、帕柔迪索（Paradisio）、麦尔克韦（Melkweg）的街巷，四处闲逛、听音乐。还有一个流行的地方是考斯缪斯（Cosmos），一个“灵性夜总会”。就在那儿，一天晚上，我碰到一个高个儿美国人，除了一小束头发外，他的头发都剃净了，穿着白色的袍子。“你想要些灵性的食物吗？”他问我。我顺从地点点头。“用手捧着。”我这么做了，他倒下一大勺混着酸奶的水果色拉。这混合物四处流淌，顺着我的胳膊往下滴，我不知所措地站在那儿。
“现在怎么办？”我问。
“吃了它！”他笑起来，离开了。我那时完全不知道，命运会使我们在千里之外，一个任我再展开想象也难以猜到的环境下，再次相遇。
盖瑞和我结交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朋友。这尽管令人愉快，我却心神不宁。某种我不能理解的东西在召唤着我。我发现自己更愿意退隐到博物馆，思索宗教美术，或是来到凡德尔公园（VondelPark）进行冥想、学习灵性书籍。但我最爱的是坐在运河边。当城市在追逐权利、财富、形形色色享乐的激情下喧嚣躁动时，当时尚和潮流如同季节在不断更替时，河道里清凉的河水虽流经这一切，却完全平静。我会几个小时地坐着看水流，思索我的命运之河要把我引向何处。
我们继续探险。用省下的一点儿钱买了船票，我们搭过路车到了荷兰的胡克（Hook），从那儿乘大渡船越过英吉利海峡，到达英国。灰色的云层降下雾气朦胧的细雨。船随着其下波浪的律动，缓慢地上下移动。我们乘风破浪地穿过波涛起伏的大海，我在冥想究竟去向何方。十九岁的年纪，我应该准备开始职业生涯，但我丝毫没有这样的意向。我在往哪里去？为什么我不能严肃地投入其他事务，而只是专注于充满头脑的理想？我有一种对灵性的模糊概念，但对我的未来一无所知。我看到船边系着一排救生用具，我祈祷有人也能扔给我一个这样的救生用具，把我从不确定的汪洋里拯救出来。我回想起，如果一个人没有可以为之献身的理想，他的生命也毫无价值。为了追寻这样的理想，我离开家园，但却像一片飘零在风中的树叶，不知所从。
突然，多佛（Dover）那极具魅力的白色峭壁显现在团团雾气之后。船很快靠了岸，我们被引向英国移民局。移民官带着怀疑盯着我们。盖瑞大约五英尺八英寸高，体态消瘦，棕色的长发、胡须、引人注目的面孔经常引来评价，说他像耶稣基督。他穿着蓝色牛仔裤、绿色T恤衫、帆布鞋。一个破旧的美国军用背包和睡袋一起背在肩上。我呢，除了长发，孩子气的脸上还没有长出唇髭或胡须。我穿着细条纹的牛仔裤、灰色的套头高领毛衣、黑马甲。那些认识我的人知道，这件黑马甲已经成为了我的标志；我每天穿着它有快一年了。一个褪色的棕色旅行袋和睡袋吊在肩头，软拖鞋覆在脚上。
排在队伍里，我们成为政府官员们投射厌恶目光和评论的靶子。排到了桌前，我们恭顺地递上自己的美国护照，换来的却只是被推进房间。几分钟后，两名海关官员和一个警察进来了，上上下下地打量我们。队长穿着灰色的套装，打着棕色的领带。他命令道：“检查他们有没有毒品。”海关官员把我包里的东西都倒在桌子上，一件绿色T恤，一条短裤、牙刷、梳子、肥皂、圣经、以及在兰德尔岛（RandallIsland）得到的那本小册子，除此以外再没有什么了。
那人愁眉苦脸地问：“这就是你所有的东西？”
我怯生生地回答：“就这些，先生，还有这个。”我递上口琴。
盖瑞也同样被搜查了一番。接着，他们提出了这个非常不利的问题：“你们有多少钱？”当看到我们所剩无几的现金，他们的嫌恶转变成为愤怒。队长的脸变得通红。“我们的国家不需要像你们这样的畜牲，”他来势汹汹，“我们要剪掉你们恶心的头发，然后把你们扔到监狱里。”他转向警察，命令到：“拿剪子，把他们的头发剪光。”他们又剥下我们的衣服，一寸一寸地检查了我们的物品。之后，他们开始了一场漫长的几乎榨干了头脑的讯问。最终，甩下一句：“你们有大麻烦了。”便冲出房间。
盖瑞和我不堪焦虑之苦，一句话都说不出。我们与世隔绝地度过了一个小时，焦急地等待着命运的宣判。终于，两个警察匆忙开门进来，拽着我们的胳膊，把我们拖过走廊。到了海关，我们被从门口推了出去。“你们乱动一下就进监狱了。”他们在护照上盖了章，我们自由了。
我们虽然仍浑身发抖，却已经置身于美丽的英国乡村路边，赞叹着这美景，我们翘起大拇指。一辆车停在我们面前，我们一跃而上。一个年轻女孩和她男朋友向我们微笑着，而她的苏格兰小猎犬窜上我们的膝盖。“你们要去哪儿？”那女孩儿问。
“我们也不知道。”盖瑞回答。
男孩从瓶里喝了一口啤酒，说：“我们正去往威特岛（IsleofWight）的摇滚音乐节。到时候会非常开心的。为什么不一起来呢，伙计们？”
